當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從技術變量轉化為發展主導力量，深刻重塑全球產業格局、治理模式與文明形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大國競爭交織疊加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不僅關乎效率提升，更牽涉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將科技安全置于國家安全體系的關鍵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這一系列重大判斷，標志著人工智能發展已進入必須統籌安全與效率、自主與開放的新階段。如何在復雜環境中把握其內在安全邏輯，堅定走中國特色發展路徑，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
人工智能安全認知的戰略升維
長期以來，人工智能安全多被視為技術防護問題，聚焦于系統漏洞、數據泄露或算法偏見等操作層面風險。然而，隨著大模型、智能算力與自主系統深度嵌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核心產業鏈乃至社會治理中樞，其安全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躍遷——從工具性安全轉向結構性安全，從局部可控邁向系統韌性。
這一認知轉變，源于對科技發展規律與國際環境變化的深刻把握。近年來，全球技術生態加速分化，關鍵技術獲取的不確定性顯著上升，開源治理權、標準制定權、數據流動規則等非傳統安全議題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我國通過《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構建起以技術自主為基礎、制度協同為支撐、生態韌性為目標的安全發展框架。
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將人工智能安全理解為一種綜合性國家能力。它既包含對芯片、框架、基礎模型等根技術的掌控力，也涵蓋對算法倫理、數據跨境、風險預警等領域的規制力，更延伸至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方向與價值取向上的話語影響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其深意不僅在于防范技術濫用，更在于掌握定義安全、可靠、可控標準的主動權。正是這種從被動防御到主動塑造的認知升維，為中國特色人工智能發展奠定了思想前提。
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多重挑戰
盡管我國在人工智能應用層創新上成果顯著，但關鍵環節的自主性不足問題日益突出。高端芯片、主流訓練框架、高質量基礎模型等仍高度依賴外部供給，一旦供應鏈出現擾動，整個產業生態將面臨系統性風險。同時，全球主流開源社區的治理權集中于少數實體，代碼審核、版本更新、許可協議等關鍵節點存在潛在“斷鏈”隱患，使得技術生態的穩定性面臨考驗。
治理能力滯后于技術迭代的矛盾同樣嚴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低成本制造虛假信息，沖擊輿論生態；自動化決策若缺乏透明度與問責機制，可能加劇社會不公；算法在就業、信貸、司法等場景中的隱性偏見，亦對公平正義構成挑戰。現行治理體系多聚焦事后追責，缺乏對算法設計、模型訓練、部署應用全鏈條的前瞻性規制，形成明顯的“制度時滯”。
更深層的張力在于開放與自主的平衡。中國始終主張開放合作是科技創新的本質要求，反對人為割裂全球技術生態。但開放必須建立在安全底線之上。如何在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同時，筑牢技術主權根基，構建“有底線的開放”與“有韌性的自主”辯證統一的發展機制，成為新時代人工智能戰略的核心命題。
構建中國特色人工智能發展路徑
中國應立足制度優勢與發展實際，走出一條兼顧安全、效率與包容的人工智能發展新路——以自主促開放，以開放強自主，實現自立自強與國際合作的有機統一。
第一，強化底層技術自主，夯實安全根基。關鍵在于突破人工智能芯片、深度學習框架、多模態基礎大模型等根技術瓶頸，切實提升對技術底層架構的掌控能力。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優化重大科技項目組織機制，推動高校、科研院所、龍頭企業協同攻關，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創新鏈條。同時，加快國產軟硬件生態的適配與迭代，通過首臺套、首批次等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優先采用自主技術產品，推動國產系統從可用向好用、愛用持續躍升。在此基礎上，積極建設由中國主導、全球開發者共同參與的開源社區，不僅輸出代碼，更輸出治理規則與協作標準，在開放生態中掌握技術演進的主動權。
第二，完善制度性安全屏障，提升治理效能。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滯后于技術發展，更不能止步于應急應對。應加快構建覆蓋數據、算法、模型、應用全生命周期的治理體系，形成事前預防、事中監管、事后追責的閉環機制。具體而言，需健全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制度，依法規范重要數據出境行為；對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實施備案管理與社會影響評估；壓實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的主體責任，強化生成內容的標識、溯源與糾錯能力。同時，鼓勵地方和行業開展監管沙盒試點，探索敏捷治理、場景化監管等柔性機制，在確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為原始創新和業態探索留出合理空間。
第三，拓展包容性全球合作，貢獻中國方案。中國始終是全球科技合作的倡導者與踐行者。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技術霸權和數字割裂，主動深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數字素養提升、倫理準則制定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可通過南南合作、一帶一路等機制，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開源大模型、普惠算力支持、治理經驗分享等公共產品，幫助其跨越數字鴻溝、共享智能紅利。在此過程中，積極推動以人為本、發展導向、多元共治等中國理念融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議程，參與國際標準與規則制定，逐步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秩序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
以系統思維引領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
人工智能的未來競爭，本質是安全體系與制度文明的較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為科技發展錨定了安全與自主的雙重坐標，而實踐路徑的關鍵在于系統思維。既不能因追求速度而忽視風險，也不能因強調安全而走向封閉。唯有將技術演進、制度建設、產業生態與全球合作納入統一戰略框架，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質量發展。
系統思維首先體現為對發展邏輯的整體把握。人工智能不是孤立的技術突破，而是嵌入國家創新體系、經濟結構和社會治理的復雜系統工程。這意味著，不能僅以論文數量、模型參數或應用場景多寡衡量進步，而應關注底層技術是否自主、產業鏈是否暢通、治理體系是否適配、人才結構是否合理。尤其要警惕“應用繁榮掩蓋基礎薄弱”的虛假繁榮，避免在關鍵環節長期受制于人。真正的高質量發展，必須建立在根技術扎實、生態健康、風險可控的基礎之上。
其次，系統思維要求統籌短期應對與長遠布局。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既要加快補短板、強弱項，提升應急保障能力；更要著眼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前瞻部署通用人工智能、類腦計算、可信AI等前沿方向。這需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科研組織模式，推動基礎研究、技術攻關與產業轉化高效銜接。同時，完善人才培養體系，既重視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引進培育，也注重復合型治理人才的儲備，為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再次，系統思維強調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協同聯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進步也需要中國。我們堅持開放合作的基本立場不動搖，但這種開放必須是有原則、有底線、有韌性的開放。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對話，在倫理準則、技術標準、數據規則等領域貢獻中國方案；另一方面，主動構建多元、非排他、互利共贏的合作網絡，特別是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共享與能力建設合作，打破技術壟斷與數字鴻溝，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科技秩序。
歸根結底，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落腳點，是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全局。技術的價值不在于其先進程度，而在于能否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守護國家安全、推動文明進步。因此，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安全、公平、透明、可問責等價值內嵌于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唯有如此，這一變革性力量才能真正成為強國建設的堅實支撐。
楊婷 閆京京
作者簡介：
楊婷，法學博士，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科技創新、人工智能產業等方面。
閆京京，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創新、人工智能產業等方面。
基金項目：
河南省黨的教育政策研究課題“完善高校科技創新機制，提高成果轉化效能研究”（2025-DDJYZC-11）階段性研究成果;
河南省高等學校重點科研項目“高質量發展背景下黃河流域生態治理府際合作網絡模型及其演化研究”（24A630002）階段性研究成果。
